我的母亲 文/手术室 董剑云

2014-3-14   来源:六安世立医院   浏览:35

 

春节晚会上,男主持人演唱的一曲《母亲》,勾起了我对自己母亲的深深情感。恰巧又赶上她老人家七十大寿,老人家坚持不让我们给她做寿,只让我们在下班之后过去吃顿饭就算是给她过生日了。
母亲文化程度不高,连小学都没毕业,是最平常不过的家庭妇女。但在我的眼里,她的贤慧和善良却无人能比。
母亲年轻的时候,原本在县城有一份工作,是县庐剧团的主要演员之一。六十年代初(三年自然灾害之后)因剧团疏散人员被分配到药材培植厂,在那里认识了我的父亲,当时父亲正患严重的空洞型肺结核住在医院,每天大量的咯血,已经奄奄一息。束手无策的大夫们都以为父亲时日不多了,可在母亲精心的陪护和照料下,父亲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紧接着遇上下放,母亲跟随父亲去了我们那个山区小镇,就再也没回原来的单位。
那是个讲成份并唯成份论的年代,母亲的家庭成份很好,与成份不好的父亲结合自然会受到娘家人的竭力阻拦,更何况父亲的病还处在传染期。母亲差不多因此断了和自己姊妹们的来往。
母亲的故事说不完,但有一件事却给我印象最深,让我终生难忘。文革期间,父亲遭人诬陷,被冠以莫须有的政治罪名,要逮捕他。大难当头,母亲挺身而出,将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罪名都揽了过来。因为在母亲看来,自己是不能挣钱养家的家庭妇女,而父亲则是家里不可缺少的顶梁柱。就这样,身陷囹圄的人变成了我的母亲。
母亲被捕后的当天晚上,家里乱成了一团:年幼的小妹不停地哭喊着“我要跟妈妈睡”,怎么也不肯上床;稍大一点的二妹也总是问“妈妈什么时候回来”;而懵懵懂懂的我也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惶恐……父亲搂着两个妹妹,满是无奈地对我说:“两个妹妹今后就交给你了。”于是,不管如何的伤心和不舍,我辍学了。
辍学以后的我,带着妹妹们只去两个地方:上课的时间,我去学校,让她俩在学校操场上玩,自己却站在教室门口或窗口听老师讲课;放学了,我就带着她们去车站,守望着来自县城方向的一辆辆客车,盼着我们的母亲能从哪辆客车里走下来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总觉得只要母亲回来,我们就能脱离苦海了。
那些人本来是要整我父亲的,所以在狱中,他们挥舞着“文攻武卫棒”,百般地折磨我的母亲,逼她承认是替父亲顶罪,而母亲自始至终一口咬定:“是我做的,与他无干!”
当父亲步行百里去探望母亲时,女看守出于同情,悄悄地为他们相见提供方便,并对父亲竖起大拇指说:“她真是好样的!”
因为母亲的成份好,又是女同志,加之她又在狱中大病了一场,那些人看搞不出什么名堂,几个月后就释放了她,风雨飘摇的家这才又像个家的样子了。
不难想象,假若关进去的是我父亲,结果又会是怎样。毫不夸张地说,是母亲的大义救了我们这五口之家,并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,这样的母亲难道不是天下最好的母亲吗?
此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,当年母亲以惊人的勇气承担了那一切,至今我还记忆犹新:我们镇上看见她被捕时情景的一位老人红着眼圈说,她就像自己演的《江姐》一样傲然地走出家门的。我为自己有一个如此深明大义和坚强不屈的母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,我也因此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,并由衷地祝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!
谨以此文献给我最亲爱的母亲!